市场星报消息 2月7日下午两点,安徽省立医院妇产科生殖中心临床负责人、主任医师栾红兵刚刚结束上午的门诊,声音微微有些哑:“一上午看了50多个,饭都还没顾上吃。”
不仅仅是省立医院,安医大一附院和安徽省妇幼保健院的生殖医学中心,每天也是人满为患。“全面二孩”落地一年,让许多高龄不孕者有了生育需求;而随着环境污染加剧,生活、工作压力增大,作息不规律等原因,也让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加入不孕症患者的行列。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生殖特别规划署的报告,世界范围内不孕不育率高达15%~20%,中国不孕夫妇大约有1500万对。想要个孩子,咋就这么难呢?
故事一:年关难过 没孩子不敢回家过年
“今年是我最难熬的一年,30岁生日都不想回家庆祝了。”80后的徐洋(化名)一脸苦笑地说。
徐洋老家在天长,研究生毕业后就和男友结了婚,一起留在合肥工作。因为两个人都爱好旅游,所以每逢节假日,他们就一同游山玩水,小日子过得倒也惬意,“我们一直觉得,自己还是孩子呢!”
可徐洋这么想,不代表双方父母也这么想。结婚四年了,双方父母从一开始的含蓄提醒到现在只要见面或者打电话就“催生”,让徐洋有些毛了,她也第一次开始正视这个问题,和老公商量着备孕。
“我也着急,但是孩子不是说有就有的啊。”过年前,徐洋就开始到医院治疗,她希望能早点怀上孩子。“所以今年春节,我们俩直接飞去香港过年,只是给双方父母打个电话问候了一下,免得回老家接受父母、亲属们的轮番轰炸,光是想想我头都大了。”
同样无奈的还有萧何(化名),今年35岁的她,由于月经不调一直没能怀孕。今年过年,她照例没有回老家,同样是不想面对家里七大姑八大姨的盘问。
“春节回家难免要走亲戚,一聊起孩子这个话题,总让人觉得难受。”萧何说,其实她和丈夫已经三年没有回家过年了,为了打发假期的时间,她主动向公司提出加班,没事就逛逛街什么的,她也无奈地坦言:“过年很冷清啊。”
故事二:忙事业,怀个孩子成了一个遥远的梦
方佳(化名)今年37岁了,回望结婚这十年,她觉得就像做了一场噩梦。
结婚没多久,方佳就被派到外地分公司当负责人,没考虑太多她就答应了,即使她刚被查出怀孕了 。“我当时觉得自己还年轻,事业重要。”方佳没留下这个孩子,她想等自己和老公的经济状况更好些,再从容地要孩子。
两年后,方佳被调回合肥,理所当然地升职了。从那以后,工作更忙了。加班、出差、应酬……方佳成了“陀螺”。
32岁的一天,方佳觉得自己浑身乏力,头晕恶心,还有些低烧。当时她正负责公司的一个大项目,先是吃了几天感冒药,发现不管用, 便去医院吊水,希望病能赶紧好。
但是病并没有好。因为方佳没有生病,她只是怀孕了。
和第一次不同,方佳想留下这个孩子,但医生经过评估,告诉她之前用的那些药可能对胎儿有影响。方佳哭了两个晚上,最终还是选择了流产。而从那以后,尽管方佳积极备孕,甚至成为医院生殖医学中心的常客,但始终没有成功。
如今的方佳已经是公司副总,不再是行业里的无名小卒,相反别人提到她,多半会竖起大拇指。但她在怀疑,别人是否也会嘲笑她这么大岁数还没半个子女:而她的同学、朋友,有的二胎都已经读幼儿园了。
“之前那两个孩子,都是我的不珍惜让他们没能看到这个世界。也许现在是老天在惩罚我吧。”方佳望向窗外,一个三四岁的孩子正牵着妈妈的手向远处走去。
故事三:“求孕”成了失独母亲最后一根生命绳索
一大早,46岁的黄玲玲(化名)又来到医院门口,一年多来,她成了这里的常客。
两年前,她刚刚考上大学的儿子出车祸不幸离世,她在悲痛中度过了灰色的半年。直到有一天,她在新闻中看到一个失独母亲通过试管婴儿又生了一个孩子,这让她在绝望中看到了一丝光亮——“我觉得我也可以。”黄玲玲反复提到这句话。
从那以后,黄玲玲辗转几大医院的生殖中心,希望医生为她做试管婴儿。可这条路走得并不顺利,她的输卵管有炎症,卵巢功能也不太好,虽然还有月经,但她已经没有规律的排卵了,这都成为医生拒绝她的理由。
黄玲玲不甘心,她一次又一次去找医生,后来有个医生看不下去,劝她不要浪费钱。“医生说做一次几万块,能成功的几率几乎没有。可是我告诉她,我不怕花钱,因为这几乎是我活下去的全部希望,哪怕试一试也好;如果你不让我做,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理由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