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峪关前的白杨树：一个甲子前的种树故事
嘉峪关前的白杨树
在312国道嘉峪关段的路边，并排站立着八棵树，紧挨着一座砂质小高地。穿过马路不远处，就是高大的嘉峪关古城楼。在当今绿树成荫的嘉峪关市，这八棵树毫不起眼，要不是树旁纪念碑的提示，在旁人看来就只是广袤的西北大地常见的白杨而已。可是，这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物。
时间还要上溯到1952年。那时候的嘉峪关市还不存在，只有一座荒废已久的孤零零的古城楼，矗立在祁连山一处巨大的豁口中，周围全是寸草不生的戈壁滩。一条砂土筑起的大路，从河西走廊的东边，一路向新疆方向延伸，从东边的天地无尽处，隐没在西边的天地无尽处。
初春时分，大风卷起砂石，天地一派混沌。这时，新中国第一代筑路工人郑占乾，萌生了一个虽宏大却似乎不怎么现实的愿望：给路边栽树。
眼下没有劳动力，只有几名家属妇女，包括自己有身孕的妻子。也没有劳动工具，只有捅炉钎和铁铲。凿开坚硬的砂石，将十几棵瘦弱的杨树苗栽植进去，过了几天，居然有八棵树苗活了，还现出生机勃勃的气势。对这些身在荒漠的劳动者来说，最大的鼓舞莫过于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从此，他们像维护公路、养育儿女一样精心照顾这八棵树，每日每时，心心念念。
时间过去了一个甲子。前年夏天，嘉峪关公路局杨局长带我去拜访郑占乾老人，并给老人颁发五十六年党龄的纪念章。老人居住在单位的家属院里，屋内陈设简朴，但干净整洁。老人身穿中山装，茶几上端放着一份几十年来每日必读的《人民日报》，一旁的果盘里搁着刚从树上摘下的杏子，金黄金黄的。在家人的帮助下，他将纪念章端端正正戴在胸前。年过九旬的老人了，在戈壁滩做了几十年的野外养路工，在他的身上丝毫看不出沧桑倦怠，眉宇间闪射着的是坚毅和自豪。子从父业的大儿子垂手站立一旁，我请他坐下，他笑笑，依然站立着。他也是八棵树的见证者，母亲怀着他，跟着父亲，一同栽下了这八棵树。如今他也是“奔七”的人了。
说起当年栽植八棵树的故事，郑占乾老人的话不多，目光清澈，语气平淡。他反复强调说，这都是工友们的功劳，都是来自组织上的支持和关爱，他只是做了一个工人该做的事情。
八棵树的意义体现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祁连山深处的镜铁山发现了铁矿，这是我国钢铁工业的一件大事。厂址和职工生活区选在嘉峪关的戈壁滩上，距离矿山八十公里路程，修建一条铁矿石运输专线公路迫在眉睫。这段公路所经之地，少部分是戈壁滩，大部分在山区。在吊达坂一带，海拔都在四千米以上，或终年积雪，或永久冻土。过了吊达坂，到二指哈拉的几十公里，全是高山峡谷，飞石悬空，湍流喧闹。别说那时候，当下这段路已经变成等级公路，车技差一些的司机仍然不敢在这种路段驾车行驶。筑路工具呢？没有大型机械，只有铁镐、铁锹、抬筐，还有少量畜力车。就靠这样简陋的工具，筑路大军凭借着对国家的一腔忠勇，炸石开山，人力搬运土石方，昼夜奋战，在高山缺氧环境中克服物资供应之不足，只用了两个月时间，就打通了一条运输铁矿石的专用公路。
八棵普通的白杨树，不仅为一条生命线一样重要的公路敲响了开场锣鼓，事实上也是一座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开始。大西北许多新兴城市的建设堪称“无中生有”，嘉峪关就是这样一座城市。嘉峪关的名字在明朝已经声名远播，但其功能主要在军事方面。失去军事功能之后，就只是酒泉管辖下的一处古迹了。铁矿的发现，激活了这座“天下第一雄关”。一时间，筑路者，开矿者，各行各业的建设者，随行的家属，从祖国各地乘坐各种交通工具乃至步行，涌向这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成为嘉峪关的第一批建设者和居民。城市因矿山而诞生，那么，连接城市与矿区的道路便成为重中之重了。
一条道路固然短时间可以打通，但维护道路的正常运行，却是经年累月的功课。郑占乾与他所在的公路段的工友们，在此后的数十年中，日复日，夜复夜，把青春年华，把人生理想，全部交给了这条道路。又是沙漠戈壁，又是高寒山区，又是简易公路，修筑的难度大，维护的难度更大。路上行走的都是载重卡车，路面质地粗糙，极易损毁。冬天大雪封路，开春路面翻浆，夏秋季洪水冲毁公路，困难和危险是道班工人的家常便饭。
国家财力有限，道班工人不多，道路必须保持畅通。大家一年四季大多时间都坚守在岗位上，常常一两个月回一趟家。而回家之路更为艰难，或者搭乘拉运矿石的卡车，或者徒步，仅在路上就要耗去一两天时间。所谓道班，也只是在路边挖一个地窝子，能够防御野兽和风雪罢了。日常所需食品，依靠往来卡车捎带，饮用水则要到深沟去取，取一趟水需要耗费半天时间。更困难的是护路工具过于简陋，最初只是一些简单劳动工具，劳动效率很低，去一趟工地，晚上回不了道班，就只能在野外露宿。但工人们没有“等靠要”，而是自力更生，向发明创新要劳动效率。郑占乾和工友们发明了一种畜力刮路机，用一些废旧钢材木料，做成耙耧式样，套上毛驴，刮平路面。这种机械，后来推广到西北的许多公路段，使用了许多年。嘉峪关的公路博物馆里还陈列着这样的机械，让人既为前辈道班工人的聪明才智由衷敬佩，也为他们所经过的艰难岁月而心潮起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