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两点,手术室的灯光熄灭了,爱尔眼科集团青海总院院长杨玲摘下口罩,刚刚结束的手术仿佛每一步都在“走钢丝”,“好在术前担心的种种意外都没发生,”她长舒一口气。
杨玲面对的是一位年逾八十的男性病患,白内障布满晶状体,已严重损伤周边神经组织,手术既要保护患者脆弱的角膜和视神经,又要防止出血等情况。普通一台五到十分钟的白内障摘除手术,今天持续了四十多分钟。
“手术前,病人很可怜,我们想竭尽全力恢复他的视力,但手术台上医生‘很可怜’,战战兢兢、生怕出现一点问题。”她坦言。
自1983年从医学院毕业成为眼科医生以来,杨玲做过的白内障手术累计达近四万台。手术安排最密集时,她每天要完成六十多台。虽然在别人看来是“一直重复同一个动作”,但于她而言,每台手术都不同。
图为杨玲为眼疾患者做检查。 马铭言 摄
“看图纸的画家、坐在电脑前的白领和打靶军人,需要安装的人工晶体各不相同,”她介绍,医生须针对病情、性格、诉求深入沟通,充分预估各种可能,帮助患者消除心理障碍,及时了解恢复状况。
手术的第一步,医生要借助显微镜在患者的眼球前囊用镊子“撕”出一个直径5.5mm到6mm的圆口,尺寸、形状、位置都要“不偏不倚”。早年间,她一有空便头戴放大镜、拿着镊子在西红柿、猪眼睛上“开刀”不断练习手感,“这是眼科医生的基本功,必须过硬。”
在她看来,“如果一名医生做第一千台手术时,还保持第一台手术时的心情,他才可能成为好医生。”
2000年,杨玲主动报名参加了中国援非医疗队,奔赴千里之外的陌生国度—布隆迪。驻守两年间,没有网络和手机,队员们一年只能跟家里通一次电话,战火声时常在耳边响起。
“为了抢救伤员,我们坐着破旧的大卡车绕着城市边缘赶到医院,四下一片漆黑,就打亮手电、蹲在地上,用粗针粗线为他们缝合皮肤。”她回忆。
只身一人远赴异国他乡、直面战争残酷,对家中有三个哥哥、从小被当成“掌上明珠”的杨玲来说,那段日子“很难熬”。然而,正因亲历了疾病带来的离别与苦痛,她更感到医生治病救人的天职与成就感。
“不管手术多么艰难,看到病人眼中重归清澈、焕发光彩,心里就有说不出的欣慰,”杨玲说,“同样,如果术后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医生的失落难过不亚于患者。”
早晨上门诊、中午做手术、晚上加班、周末查房…“工作时忙前忙后、回到家一动不动,是我的真实状态,”杨玲笑着说,丈夫为此经常调侃她“在医院逞英雄、在家当狗熊”。
“用一辈子做好一件事,是莫大的成就,但是,多年来对工作的全身心投入,我放弃了很多生活乐趣、更无暇照顾亲人,回想起来也不免遗憾。”她说。
“偶尔也会跟同事开玩笑说要‘封刀’,但现在还不能停下来。”杨玲认为,目前青海省眼科医学在临床、科研方面依然跟先进省份存在不小差距,具备手术能力的医生人才匮乏。
同时,她希望医院继续一直坚持的公益宣教工作,走社区、下乡村,开展大讲堂普及常见眼病的相关知识,改变错误观念,帮助贫困地区民众筛查各类眼疾、安排救治。
“我想扶着年轻医生们走一程,为他们量身规划、考核,培养手术能力,直到打稳根基、医院得以可持续发展,看着更多患者重见光明,我才能真正放心。”杨玲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