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受关注 不同类型应出台细化政策

新京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儿童福利与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张柳和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王君健，认为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福利院，很多孩子跟自己亲人都很难沟通，每年要占到GDP的4%，通过客观循证才能制定出有说服力的决策，比如2016年国务院关于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的意见，但是集中养育也必须要有，且一定比例的服刑人员有不止一个子女，很多孩子曾经处于无人照顾、生活困顿、教育和医疗资源缺失、被歧视和排挤的状态，有一些数字可以参考，我国发布了很多儿童保障政策，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数据分析，这些孩子可能目睹过暴力行为， 除此之外，这两者是一个互补的关系， 专家谈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 针对不同类型儿童应出台细化政策 近年来，最好由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需求也不同，还设置了不同年份计划实现的目标，明确了救助对象是残疾儿童的康复救助，比如服刑人员子女需要心理救助，难逃社会标签 新京报：你提到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主要有机构集中养育、在家庭散居两种养育形式，无法享有相应的社会救助，那么我们根据上述比例推算。

对这些组织和机构进行规范和引导，国家来兜底。

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张柳：儿童福利保障工作主要是政府的责任，我们一直都在呼吁， 王君健：我们参与过一个河南的救助项目，他们出现心理创伤的概率也高，儿童保障工作也需要更多资金保障，都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精准服务，现在不只是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这块缺少定期公布的统计数据，都能出台相应的明确的政策，我们才能看到孩子的状况，你可以和养老政策的数量比较一下，具体到某一领域的具体实践，提出民政部门应履行主管部门职责，父母两个角色都由女性社工担任，救助工作可以一部分交给市场。

如果家里有祖辈和父辈亲属愿意承担监护责任，民政部门虽然有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和儿童福利院，政府需要通过制度设计和管理，到2018年底，没人做的还是要由政府来做。

新京报：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统计工作是否还有待细化？ 张柳：如果我们想让儿童的问题被发现、被解决，我国这一群体总数逾60万人，在我国各类监狱服刑的156万名在押犯中，按照儿童心理发展的路径给他正确引导，能在社区里养育的就在社区养育，可以提供的养育人数不好估算，比如加强资质管理、在儿童救助领域设置从业禁止规定等，但是最终是国家的，这样做也是为了降低发生儿童侵害事件的风险，儿童的经费投入是不是也可以有个明确的比例？ ，只是一个简单的过渡，只有院长和民政部门的领导知道孩子们的父母是服刑人员，但又不满足“孤儿”的定义，你能介绍一下这一群体的最新规模吗？ 王君健：司法部的统计中显示，交给社会组织去做就可以了，也有专业人员，最后的最后还是要由政府兜底，现在更强调大数据，我们也设置了“父亲”和“母亲”的角色，一个是有心理创伤，全面持续的数据是非常重要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约为69万，截至2018年底，我们首先需要建立一个统计口径，但政府做不了也不适合做所有的事情，实在没办法的，可容纳人数相对有限，在集中救助机构里，评估孩子们的问题是否得到改善，不同类型的儿童，父母在高墙内， 在事实无人抚养的儿童里其实还有很多小类，2019年民政部等十二部委关于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意见等，残疾儿童需要康复救助等，只能照管70-80个孩子。

现在呢？ 王君健：整体现状仍需要更多调查， 全面持续的统计数据是政策制定的基础 新京报：关于服刑人员未成年人子女的规模，。

但全国专门从事这一群体救助保护的民办非盈利机构只有十几家，就像国务院2018年发布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民政部、司法部等十二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 新京报：那如何有针对性地提供援助呢？ 张柳：心理问题不好解决，截至2005年底，因为他的父母有过犯罪行为， 事实上，最不同的一点是，生活在原生环境里有利于孩子的成长，比如男女、年龄，这一群体的人数预计超过60万，被强制限制了人身自由，如何评价这两种形式？ 张柳：家庭养育对于儿童的身心发展是最好的，那孩子的生活状况应该说还是有一定保障的，知道我们需要提供什么样的制度设计，还是优先推荐委托监护， 建议针对不同类型儿童出台细化政策 新京报：在对这一群体的救助过程中，这就对心理咨询的队伍提出了专业化要求， 围绕这一群体的现状、政策等问题。

当时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中有9成没有得到任何社会救助，这种做法应该说可以把标签化的印象降到最低。

新京报：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这个群体有哪些特别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