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位捐献遗体的新冠肺炎患者：他们的名字永远留在武汉

　　武汉特殊的91个名字

　　一年前，91个中国人以捐献遗体的方式“在至暗时刻迈出勇敢一步”， 帮助世人认识了新冠肺炎的发生发展机理，永远留在了武汉。

　　中国科学院院士、时任国家卫健委病理专家组组长卞修武在武汉主导了大部分遗体解剖及病理检查和诊断工作。

蔡雅卿在照顾母亲。

　　他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与病毒作斗争的患者及其家属都值得称颂”，捐献志愿者是“勇士”“英雄”，为国家乃至全人类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医学进步作出了伟大贡献。

　　中国卫生法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申卫星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称，“常规捐献中，一个人的器官最多可以救几个人，在烈性传染病流行时期，捐献遗体的科研成果可能拯救无数人的生命，价值不亚于烈士。”

　　但是，许多家庭并不愿意公开这一“英雄行为”，他们有的遭遇了亲人的不理解，有的遇到“网络暴力”，选择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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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尚哲的外婆夏艳文，是火神山医院第一个主动捐献遗体的新冠肺炎患者。

　　在2020年年初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期间，90后吴尚哲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称呼——“火神山女孩”。为照顾外婆，同样感染新冠肺炎的她申请从方舱医院搬去火神山医院。她在微博上用“阿念”的名字记录下这一切，感动了当时无数为武汉揪心的网友。

　　外婆病重住院时，吴尚哲的母亲把一串钥匙塞到外婆兜里。母亲听说，带着家门钥匙的人，就一定能再回到家。最终外婆还是没能回来。

　　吴尚哲和母亲看过一段央视拍的《大体老师》视频短片，里面歌颂了新冠肺炎遗体捐献者的贡献。在一闪而过的镜头中，母亲注意到一只在检验台上露出的手，觉得特别像外婆的。母亲哭着说，“刀切下去，你外婆的身体(遗体)该有多疼啊。”

火神山医院发出的感谢信。

　　“我在外婆去重症监护室前见过她，相当于见到她最后一面了，但我妈没有见到，却(可能)用这种方式在看着她是怎么走的。”吴尚哲说。

　　2020年3月6日凌晨，夏艳文在火神山医院重症监护室去世。由于当时我国有关患有烈性传染病的遗体捐献程序尚不完善，吴尚哲手写了一份志愿捐献说明，“握笔的手一直在发抖”。

　　吴尚哲说，这是外婆生前的愿望。母亲告诉她，很早的时候，外公外婆在报纸上看到过有关人体器官捐献的报道，两个人偷偷到医院去登记，打算去世后捐献器官，“不知什么原因，没有登记上”。

　　外婆的遗体捐献后，吴尚哲在火神山普通病房里听说，一位重症老人也主动向医生提出去世后可以捐献遗体。这在当时非常难得。

　　卞修武带领的病理研究团队当时表示，最起码需要通过20例遗体解剖研究，才能对新冠肺炎在人体的发生发展机理有基本认识，“不然相当于盲人摸象”。初期有捐献意愿的病人数量和解剖条件均不理想。

　　陆军军医大学陆军特色医学中心(大坪医院)的王斌是首批来到火神山医院的医生，他的主战场在重症一科，这里住着新冠肺炎危重症病人，距离死神只有一步之遥。除负责常规诊疗以外，王斌一项重要的工作是与患者家属沟通遗体捐献意愿。

　　当病人病情发生重大变化时，王斌会第一时间用病房里的公用手机向家属通报病情，病人病危时，他在通报完病情后会向家属询问“是否有意愿在患者去世后捐献遗体”。

吴尚哲成为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者后，收到的感谢信。

　　1982年出生的王斌是卞修武教过的学生，毕业后到美国哈佛医学院当博士后，年纪轻轻已是博士生导师。他小心翼翼地开口询问，还是感到这个问题带有某种冒犯。

　　王斌听到过手机另一端挂断、沉默、询问、重复询问，但是没有勃然大怒。在他眼里，遭遇不幸的同胞在重大危难之时展现了超常的理解和宽容。

　　来火神山医院前，在医院工作近10年里，他没有遇到过主动提出捐献遗体的人。在武汉期间，他遇到了两例。夏艳文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迅速流传，遗体捐献的数量也在当月迅速增加。

　　武汉解封时，共有37位新冠肺炎逝者捐献遗体用于大体解剖，54位逝者捐献遗体用于“微创尸检”。除了来自火神山医院的逝者，他们中还有的来自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泰康同济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武汉协和医院西区、重庆三峡中心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