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妈妈进退维谷如何破？全球135位中产妈妈直述痛点

　　中新网北京5月9日电 (记者 应妮)职场妈妈近年来是个热议话题。既然今天是母亲节，那么，今天，不是吐槽、不是抱怨、不是指责，而是客观冷静地审视一番关于职场妈妈的种种，会更应景吧。

　　姚晨在《星空演讲》发表了一篇演讲，名为“中年女演员的尬与惑”，道出了职场妈妈的心酸：“这个时代对女人要求很高，如果你选择成为一个职业女性，就会有人说你不顾家庭，是个糟糕的母亲；如果选择成为全职妈妈，又有人会说，这不算一份职业。”

　　张泉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被问到“如何平衡事业与家庭”的问题，她反问记者：“如果我是一个男企业家，你还会问我这样的问题吗？我们这个社会多元了之后，不应该有这么多的性别偏见。”

　　科学家颜宁在第五届Women in Science论坛中也被问到类似问题，她的回答是：“我很不喜欢的一个问题，是问我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我不喜欢回答，因为这不是女性的问题，而是两性的问题。”  

　　薇娅则说得更直白，“所谓的要求女性在家庭和职业之间取得平衡实际上是一种伪平衡，其实质是让你放弃。”她曾坦言，“我是我女儿的妈妈，是我妈妈的女儿，是我老公的妻子，但我也是我自己。”

　　女演员、女企业家、女科学家所面临的问题，也同样在普通的职场妈妈身上上演。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职场妈妈所承受的双面人生之“难”与“不公”，十分突出。

　　如果放眼世界，是否有可借鉴的良策？中国职场妈妈的境遇，在全球是否有共性？

　　在《职场妈妈生存报告》这本书中，美国社会学教授凯特琳·柯林斯在5年的时间内访谈了欧美国家中135位中产妈妈，仔细分析了不同福利政策下职场妈妈的生存状况。

　　过去的一人挣钱/一人顾家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过时了，越来越多的妈妈们需要兼顾职场与家庭。不同国家的福利制度、多样的社会政策和劳动力市场制度共同调解着一个当代难题：如何分配经济生产的责任和作为社会再生产的育儿责任。

　　瑞典以其两性平等政策而闻名。作为社会民主福利模式的代表，瑞典推行双职工/双照顾者模式，施行16个月性别中立的带薪育儿假，包括不用即作废的“爸爸月”，再加上健全的公立幼托体系，瑞典的职场妈妈可以从伴侣、雇主、同事和政府那里获得支持，兼顾工作和孩子并不困难。

　　作为传统福利模式的代表，德国推行一人挣钱/一人顾家模式，施行12个月的带薪育儿假。虽然兼职工作在德国较为普遍，但妈妈们想要在事业上更进一步是很困难的。受强烈的母爱主义价值观影响，在德国，放下孩子出门工作的妈妈会被指责为“乌鸦妈妈”，有事业心的妈妈则会被蔑称为“事业狗”。

　　作为家庭主义福利模式的代表，意大利推行家庭/亲族互助模式，施行5个月的产假(发放80%的薪资)加6个月的育儿假(发放30%的薪资)，移民的涌入为意大利带来了非正规、低收费的照顾服务。然而，理论上有用的家庭政策在实际中并未见效，甚至给妈妈们带来极大的压力。在意大利，职场妈妈既要照顾孩子，还要照顾“妈宝男”般的老公。她们往往无法超越意大利职场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成为一名“理想员工”。和我国情况类似，意大利的职场妈妈们还可以通过隔代育儿(老人带娃)、外包育儿(保姆带娃)的办法来缓解自己的压力。

　　作为自由主义福利模式的代表，美国的职场妈妈们能获得的福利待遇却最少，受各方援助最少的美国职场妈妈因为自己的孤立无援与内忧外患而焦头烂额。美国也拥有最高的母亲和儿童贫困率，各州法律或有不同，但联邦政府并不提供带薪产假，妈妈需要自己去解决问题。在美国，当一个职场妈妈比在其他任何发达国家都要困难。同时，因为职场环境更欢迎能够全心全意扑在工作上的员工，女性在那些高收入的职位面前相较男性竞争力更低，职场妈妈也很容易被边缘化，或调岗到所谓的“妈妈岗”，即更不重要的岗位或兼职。

　　柯林斯呼吁借《职场妈妈生存报告》一书，让政策制定者听到职场妈妈的声音，让大众开始转变对职场妈妈的态度。承认照顾有价值，提供照顾的人也有价值，确保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兼顾有偿劳动和看护劳动，并为家庭提供照顾所必须的物质和经济支持。只有转变社会文化的态度，才能让政策真正落地生根，造福职场妈妈。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沈奕婓直言，“密集母职”给职场女性带来无形却让人喘不过气的压力，“我国女性的就业率比其他国家高，对于职场妈妈而言，就要面临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今天的中国女性越来越难以平衡工作和家庭。因为比起我们的父母辈，如今的工作节奏快，职场妈妈的上下班时间和孩子作息时间不匹配。而“密集母职”要求女性必须毫无保留地全方位地对孩子投入时间和精力，认为在孩子身上花再多的时间和精力都是值得的，越多越好。这就导致了很多妈妈认为花再多时间陪伴孩子也不为过，陪伴的时间越多越好，时间少了就自责内疚焦虑甚至抑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