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家庭跨越城乡 为融入城市带来更多挑战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平均家庭户规模为2.62人，进一步跌破三人底线。而家庭户均规模变小在农村家庭表现得更加明显。除了代际更替中生育意愿变化外，专家指出，其原生家庭实际在城乡之间发生了延展，相关政策应该为新市民融入城市提供更多支持。

　　刚刚过去的端午节假期，住在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的李蓉和丈夫、女儿一起在家包粽子吃。有了自己的小家之后，这样的节日往往都是三人一起庆祝，这是繁忙工作中难得的温馨，也让她时常怀念儿时和弟弟妹妹们更加热闹的团聚氛围。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平均家庭户规模为2.62人，进一步跌破三人底线。许多从农村到城市定居的青年们，其原生家庭在两地之间延展，为融入城市带来更多课题。  

　　在代际更替中生育意愿发生变化

　　李蓉的老家在湖北省荆州市石首市调关镇革家铺村，左右邻居都是自家的叔叔伯伯，从小在大家族氛围中长大。1982年出生的她是家里的大姐，后来两个妹妹和最小的弟弟出生。

　　由于家中经济条件有限且姊妹众多，李蓉15岁时就跟着亲戚到广东虎门的家具厂打工。在广东辗转不同流水线务工多年后，李蓉在顺德的电子厂认识了现在的丈夫，随后定居在了丈夫的老家湖南。她的两个妹妹也循着这样的轨迹，读完职高后去上海或广东打工，然后跟随丈夫分别定居在安徽合肥和广东珠海，弟弟则是研究生毕业后定居武汉。

　　经历过早期教育资源的紧张，李蓉和弟弟妹妹们成家之后，都希望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质量，而不是盲目增加生育。她说，“以前生孩子怎么养并不看重，但现在养育比生育更重要，而且抚养压力也明显上升。所以，我们姊妹四个目前都只生了一个孩子，觉得与其生得多，不如专注提高培养的质量。”李蓉同时提到，如果要生二胎，也会首先尊重女儿的意愿。

　　对于从重“量”到重“质”的观念变化，胡贤也深有体会。

　　和李蓉一样，胡贤也是一名出生于湖北省黄石市阳新县农村的80后，弟弟胡富比他小4岁。在深圳买房定居后，胡贤的女儿也在深圳接受教育，他说，“女儿现在学的很多知识我都没接触过，怕教错也不敢教，在教育上花的心思比我们小时候复杂多了。”而这一番经历，也让他暂时打消了生二胎的想法，而是全力做好女儿教育的后方保障。

　　原生家庭跨越城乡空间

　　在生育意愿变化影响下，新生代农民工往往比其父辈生育孩子数量要少。而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进程则从空间上分离了原本的家庭规模，使得户籍人数也在发生变化。随着青年们离开农村，前往城市工作或定居后，代际之间的空间分离越发明显。

　　胡贤在深圳定居后不久，在外读书多年的弟弟也考上了公务员，毕业后去往相邻老家的鄂州市工作，户口也随之迁往不同的城市。兄弟俩在逢年过节或放假的时候，才有时间回到老家和父母团聚。胡贤说道，“现在购房先要落户，升学也引导落户，原来老家的户口本上有4个人，现在就只剩下父母的两页。”

　　对这种原生家庭子女分散的状态，李蓉也感触颇深。

　　姐妹三个出嫁后都跟随丈夫在外省定居，早已经拥有各自小家庭的户口本，弟弟成家之后户口也迁往了武汉，姊妹4人分散在几个不同的省份。

　　户口分离构成了统计事实上的规模变小，但家庭观念仍然凝聚着原本的家庭人口。对此，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董磊明指出，农村人口外出就业的流动特征，使他们的家庭规模在变小的同时，呈现出独特的延展性。“对一个农村家庭来说，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原有的家庭会变成一个在城乡之间延展的家庭，它跨越了城乡之间的空间。”

　　而流动带来的空间跨越，实际上也给予了家庭迁移和融合的新机会。原本土生土长于山西朔州的马杰一家，就逐渐将家庭迁移到了山东青岛。1989年出生的马杰还有两个姐姐，大姐跟随丈夫就业迁移定居在了青岛，二姐一直在北京工作、租房生活。2017年，大姐生孩子后，马杰的父母前往青岛照顾女儿，后来就留下来帮忙带孙子。

　　为了尽可能地团结原生家庭的亲缘关系，马杰索性也将工作地点选在了青岛。工作三年后，他用自己的积蓄和父母的资助，终于在青岛定居买房。如今，一家人的生活范围已经完全由山西转移到青岛，不仅父母可以享受天伦之乐，姐弟三人也方便相互帮助。

　　融入城市的同时面临其他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