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障大学生程千晔：渴望追梦的“左声道”女孩

　　听障大学生程千晔：

　　渴望追梦的“左声道”女孩

　　实习期间，程千晔在某次听觉言语康复训练活动现场。

　　当记者在商场内见到程千晔时，她背着一个双肩书包，一副高中小女孩的模样。尽管疫情期间戴着口罩，但一句清晰而标准的“姐姐你好”还是隔着口罩传了出来。如若不是看到程天晔左耳上的透明助听器，很难猜到这个女孩是一名听障人士。

　　今年，即将从华南农业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的程千晔，面临着考研或就业两个选择，与一些就业时希望与“同类”伙伴们共事的听障人士不同，程天晔更想走出去——喜爱写作的她曾梦想成为一名记者，“我知道这很难，但是听障是一个小圈子，我在这个圈子里被保护得太好了，我想走出去看看。”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程依伦

　　程千晔总是习惯走在别人的右边，因为在她的生活里，这个世界是“左声道”的。从5岁起，她已经习惯了通过佩戴助听器的左耳以及观察别人的嘴型去听辨声音，尽管这让她在与人交谈时显得有些“过分专注”，但在得知她的情况后，记者还是不得不惊讶于她清晰且流利的语言表达能力。

　　“以为自己是正常小孩”

　　程千晔属于语后聋。早在三四岁时，她便已经学会了与人进行相对完整的交流，直到4岁半那一年，她突然“掉”进了一个安静的世界：“听我妈妈说，是2004年春节的时候，有一次我妈妈叫我起床，说‘吃早餐啦’，我却回复她‘豆腐’，这样答非所问的次数多了起来，妈妈很快意识到我的听力出现了问题。”

　　随后便是漫漫的求医路，程千晔休学半年，跑遍广州、北京，做过高压舱、针灸，但各种治疗手段却依然无法挽救她渐渐下降的听力：左耳始终保持在80~90分贝，右耳只能听到100分贝以上的巨响。到5岁那一年，程千晔只好戴上了助听器。“一副助听器大约4万元，我还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无意中丢失过一副，我爷爷还沿街帮我找了一整晚。”从那时起，这副助听器就是程千晔的“耳朵”，当她需要与外界交流时，便会将这个小小的工具戴在耳背上，这一戴就是15年。

　　程千晔的妈妈一直格外重视对女儿语言能力的培养，幼年时，她会通过让女儿口述的方式来帮女儿写日记，也会通过让女儿复述童话故事的方法来培养她的语言表达能力。而在小学阶段，为了让女儿能够融入到正常孩子的学习生活中，母亲没有选择将她送去聋哑学校，而是送去了普通的小学。

　　“上正常的幼儿园、正常的小学，所以我一直以为自己与正常小孩是一样的，直到我长大后认识了其他的听障人士，发现他们的表达能力很多都不太流畅，我才恍然大悟，非常感谢我妈妈为我做了这一切。我在学校度过了非常纯真斑斓的六年。”程千晔说。

　　“接受自己的不一样”

　　直到上初一时，程千晔才开始意识到自己与他人的不同。“听障人士”这个身份成了她后面每个人生阶段中的一道“槛”。

　　由于初中去往异地住校就读，面对陌生的环境和同学，程千晔听力不便的问题逐渐凸显出来，“当时感觉沟通交流上出现困难，很多时候听不清别人在说什么，所以我索性越来越不喜欢说话，因为自尊心，我也不喜欢告诉别人我的听力有问题，所以性格非常内向自闭，班上的男生也开始慢慢疏远我。直到初二初三才慢慢融入到班级的环境中。”

　　中考时，程千晔顺利考入了市重点高中，迈入这所学校的第一天，在新生介绍会上，程千晔做了一件事：她走上讲台，主动去竞选语文课代表，并告诉了同学们自己是听障人士这件事。“我觉得我迈出的这一步，开始让许多人愿意去理解我了。”程千晔说。

　　于是，为了照顾程千晔的听课效率，高中三年里，班委都将程千晔的座位固定在了讲台中间的第一排；上课时，为了让程千晔看到自己的口型，老师们也会选择站在她的旁边进行课程讲解；与同学们一同交流时，大家也会刻意走到这个“左耳”女孩的左侧说话；班主任更是与程妈妈一同申请方便残障考生考试的相关事宜，帮助程千晔取消了高考英语听力考试……这些小细节，足以温暖程千晔无数个日日夜夜，但是与此同时她也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公平到底该怎么界定呢，我不用考听力而其他同学要考，这公平吗？但是如果我和其他同学一起考听力，这又公平吗？”程千晔在社交平台上这样写道。

　　“想走出听障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