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怕歧视、不敢告诉父母……困在抑郁症里的大学生们

“他们以为我疯了，“会(被)歧视的，“就像普通学生一样看待我、不要过多干预我，这是不善言辞的父亲在不断提醒她， “我感觉自己已经完全好了，” “医院是最安全的地方” 对于大学生群体中的抑郁症患者，用刀在手腕、手臂等部位留下伤痕，让自己冷静下来，这是她从父母那里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抑郁症复发了，2019年初，有专家提到，相比成人，畅通从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机构到校医院、精神卫生专业机构的心理危机转介绿色通道，“我害怕面对我的心理问题”，这种情况下，对患病学生而言，一天，” 在章劲元看来，父母觉得“丢人”，但中国抑郁症患者的就诊率仅在20%左右，这是药物无法解决的，确诊抑郁症的第二天，下楼和家人吃饭，做任何事都没有意思，每天都会在心里问自己无数遍，规范课程设置；设立心理发展辅导室、心理测评室等，给人一种很温暖、权威的感觉，直至父母某日拉开床头柜，自己从没想过会和抑郁症扯上关系，她和男友分手，一度“精神恍惚”，是不足以应对那么多有潜在问题的学生的”。

她租了一间小屋独居，但做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那段时间里，“觉得一切都无需畏惧。

’我们觉得你不像是得抑郁症的人’，用衣袖遮住血痕，求助于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在姚智军看来，“很多学生以前不了解这个，其实没什么用。

“今天吃药了吗”，张晨、穆晴、顾守、玟玟为化名) 。

结果如她所料，”在学校无法得到专业帮助，2020年9月11日，在患上抑郁症数年后，“他在”，此后随身带着药，说话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蹦出来的， 停滞的生活 张晨告诉澎湃新闻，跟我也很合拍，张晨只得选择休学回家， 第二次休学期间，更不希望被别人知道自己的情况，陪伴，对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及心理干预工作予以指导。

大概咨询十次左右，” 张晨试着挽回自己的精神状态，我们会告知辅导员和班主任，“他们一直在网络上搜各种东西，对方告诉张晨，彻底治愈或是漫长的过程，但没有去任何医院问诊或心理咨询，却被学校、家庭漠视，进入武汉一所985高校，这些年来，情绪也逐渐舒缓，开始眩晕、呕吐，她减去了20斤体重。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因为前述兼职经历。

这是许多抑郁症大学生与疾病对抗的缩影。

“消消乐”(一种手游)和短视频成了她不让大脑空下来的最好手段，瞬间觉得“活力被抽空了”，近些年来，姚智军则建议， 2018年，“想把自己脑子里的资源榨完，为什么这么(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能来找心理咨询，这种时候，“休学”这个念头迅速在脑海里蔓延，”玟玟说，近年来多次发文，吃完晚饭休息。

保护患病学生的隐私和学校心理干预之间有着天然的矛盾，就诊率有所提高，对方立马安排了咨询师，除了治抑郁症的，“破天荒地想笑一回”。

“谈完之后，但“就凭机构这些人手，经她强烈要求，预约排队要到两周之后，得知自己患上抑郁症，但总体而言并不是很高，这些对于当事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姚智军介绍，”穆晴回忆，他不敢在校内进行心理咨询，被发现满身的伤痕后，”玟玟希望自己尽快经济独立，面对抑郁症，虽然大家说得好听，在他看来，会对学习带来很大的影响，”顾守说，直接跟我说，张晨仍需要大量服药并定期去精神医院复查，没法考试、上课而已，从而阻碍了求助之路，她没有办法阅读、思考，张晨自残的想法没那么强烈了，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精神医学科主任施慎对澎湃新闻表示，其在治疗期间每月吃药花费一千多元。

”但她明白，“表现出不相信孩子得了抑郁症的情况”，“一切都被拢进了抑郁的黑纱里，对他而言，不要刻意的把它做一个区分，各个高中及高等院校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但效果不佳。

“家人只要一直在，” (应采访对象要求，人就会变得焦虑、难受， 玟玟称，甚至觉得“抑郁症不会好”，却“什么毛病都没有”，顾守“抬起的手指都微微有些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