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小说”而非“表演写小说”

　　“写小说”而非“表演写小说”——我眼中的作家钱钟书

　　作为钱钟书的读者，我想从个人的阅读经历谈谈对这位“老文化人”的一点儿感受——在这儿得说一句，所谓“老文化人”指的是“老的文化人”而非“老文化的人”，这种辨析就来自于钱钟书本人在《围城》里发明的句式，最初说的是“老科学家”高松年校长。

　　又很惭愧，我缺乏严格的学院训练，尽管也知道钱钟书写过许多充溢着学问干货的巨著，《谈艺录》《管锥编》什么的，但读那些东西，往往会进入我认识字儿、字儿不认识我的境界。相信除了少数以学问为业的书斋中人，大多数人的钱钟书阅读史莫不如此。也听说过钱钟书有着远超常人的智力水平，说老先生相当于一个“活电脑”外加“快译通”，比如能说若干种外语，再比如谁说错了话立刻让人家去查哪本书的第几页，这些事迹我当然也相信，只不过在我长大成人的年月，网络搜索的发明已经让博闻强识并不能被称为多么令人惊奇的神话了。

　　对于钱钟书，我想我能够认识、愿意认识的，还是那个“作家”钱钟书。

　　说到这个钱钟书，当然又得提到那本《围城》。说来也算缘分，在我上班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经久不衰的畅销图书品种里永远都有《围城》。甚而还可以这样理解，单位工会逢年过节发苹果、发花生油，这其实都是部分拜了老先生所赐。

　　而我最早读这书的时候大概十来岁——至今清楚地记得第一句话，“红海早过了”——顺顺当当就读进去了，读完之后也很惊奇。当然那时候比较幼稚，只觉得人家怎么能把话说得这么漂亮。要知道，我所在的城市历来有着玩儿嘴的传统，偏偏论起这套功夫，人家一个南方人倒比我们道行深。又很奇怪，对于被人称为“哲思”的“出来的想进去，进去的想出来”这类警句，我倒感觉颇有几分《读者》的味道——这种杂志最常引用的还有一句“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我们同样不能说，这话足以证明托尔斯泰是个伟大的作家，对吧？

　　又等大了一点儿，开始关心所谓文学的分类，记得有种叫作“智性写作”的说法，代表人物当然是钱钟书。后来又学文学史，知道对于有类作家擅于塑造“知识分子形象”，首先指的还是钱钟书。这当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以钱钟书的经历而言，似乎很难再去塑造一些别的什么“形象”。当然也不是没有，比如《人·兽·鬼》那个集子里有个短篇小说《纪念》，写战斗英雄的，但蒙上名字很难让人相信是钱钟书所作。而一定要说钱钟书对于“知识分子”题材的独特贡献，我觉得在于他创造了一种写作上的“范式”，那就是在钱钟书之后，中国的现当代小说再写起知识分子，多少都带着点儿钱钟书的味儿。就像老舍之后的“人艺”话剧，不管是20世纪80年代、90年代还是新世纪以后的，多少都带着点儿老舍味儿。还像张爱玲之后的某些情感小说写作，似乎也很乐于带上些张爱玲的味儿——再多说一句，张爱玲的味儿也是最容易学串了的味儿，其原因大概在于一帮张爱玲的笔下人物自以为变成了张爱玲，没体验到张爱玲的苍凉，倒先学会了张爱玲的自恋。

　　话再说回来。“钱钟书味儿”又是一个什么味儿呢？好像也不难理解，首先是暴露了“高尚者的低劣”和“智慧者的愚蠢”。而对于如何显得高尚、如何伪装智慧的那些套路，钱钟书又比谁都门儿清，因此他所呈现出的反差格外强烈——不仅强烈，而且微妙。方鸿渐的怯懦、苏小姐的矫情，这些特质说来都是属于常人的，但常人的特质成了那些自诩为非常之人的本质，难免让人感到讽刺。也不免让人多想，《围城》受到知识分子之外群体的广泛喜爱，是否也是因为在一定意义上迎合了社会上的某些既定意识呢？又不免让人多想，偏偏是这个对知识分子最“看不上”的钱钟书，一度却被视为“理想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直至20世纪末，你去大学食堂门口采访一个孤僻、执拗、满头油渍的学术青年，他们的偶像除了陈寅恪，多半还得加上一个钱钟书——这是否也是一种意料之外的戏剧效果呢？

　　这点儿多想最后还变成了感慨：《围城》与钱钟书，似乎恰恰象征着若干年来“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处境。钱钟书还是钱钟书，乱了方寸的是我们自己。

　　而随后，也就不得不佩服老先生的聪明了。“钱钟书味儿”的另一个特点是抽离，将作者的角色从小说中淡化出去。在《围城》里，你几乎无法找到作者本人在某个人物中的投射，作者甚至不在暗处，而在遥不可及的高处。在我看来，钱钟书的抽离与其说是为了俯瞰，倒不如说是为了静观。这种静观的对象可能包括他自己，也可能不包括，他可能离世界极近，也可能离世界极远，他可能对人类是冷淡的，也可能是热忱的——而这一系列的可能，或许才是《围城》这样的小说里最大的悬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