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新闻学界泰斗赵玉明逝世

　　澎湃新闻记者从赵玉明教授多名亲友处获悉，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赵玉明8月30日上午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据新闻业界期刊《传媒爱好者》2013年第10期刊文《教师是我一辈子的身份——访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赵玉明》介绍：1936年，赵玉明生于山西汾阳的一个农村，父亲早年在天津经商，40年代初，全家人迁往了天津。时至今日，赵玉明对天津的许多地界都记忆犹新、如数家珍，“我的中小学都在那儿念的，我可以算半个天津人了。”

　　因为父亲生病的缘故，没过几年，家人又从天津搬回了老家，只留下赵玉明一人在天津上学，直至1955年高中毕业。“高中毕业的时候准备报考大学，我当时学习还可以，文科理科都凑合，我们的班主任是语文老师，希望大家学文科，所以我就报了中文系。”因为老师的影响，赵玉明一口气填报了北大中文系、南开中文系和北师大中文系三个志愿，并最终被北大中文系顺利录取，成了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55级2班的学生。

　　赵玉明对在北大求学的那段经历记忆犹新，“当年北大中文系大概招了200多人，新闻专业一共3个班，一个班30多人，占了将近一半。那时候我们的老师有甘惜分、方汉奇、张隆栋、郑兴东、何梓华，还有去年去世的罗列。1958年6月，北大新闻专业和人民大学新闻系合并，罗列老师带着我们全体师生从北大燕园搬到了铁狮子胡同1号，也就是早先人大在城内的校址，现在叫张自忠路。”赵玉明说，“因为人大新闻系1955年招收了第一届学生，我们在北大也是1955年入学，所以1959年，我们又成为人民大学新闻系的第一届毕业生。”特殊的年代造就特殊的轨迹，从55级的北大新生到59届的人大校友，赵玉明的新闻求学之路折射的是新中国新闻学学科建设的坎坷缩影。

　　1959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以1954年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广播技术人员训练班为基础开办的北京广播专科学校正式升格为北京广播学院，开了本科办学层次的先河。刚刚大学毕业的赵玉明成为这个新兴院校正在组建当中的师资队伍里的一员。

　　在其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伴随着中国广播电视学科和广播电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壮大，赵玉明也逐渐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毕业生成长为广播电视学的教授，慢慢从一个蹒跚学步的青涩教师走上了本系以及学校广电教学科研的领航之路。

　　上世纪6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风暴中的北京广播学院被“四人帮”一伙污蔑为“黑基地”，全校师生被迫迁往河北保定的望都县农村进行“斗、批、改”，赵玉明也在这段时期跟随着大家一边拿镰刀，一边喊语录。

　　回忆起那段经历，赵玉明一直觉得自己非常幸运，“1970年11月初，中央广播局因为要筹备延安广播历史展览，紧急把我从五七干校调回北京。一年以后，展览告一段落，我打点行李准备返回干校，但没想到组织又分配我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上班，我参与了报摘、联播节目的编辑工作，干了将近一年半。”

　　1973年春，历尽低谷的广播学院恢复招生，赵玉明从中央台又回到了当时满目疮痍、破败不堪的广院，一边修整校园，一边迎新备课。打倒“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学校工作逐步走上正轨，赵玉明也渐渐迎来了他事业的发展：1979年，他成为广播学院第一批硕士生导师；1983年晋升为副教授；1984年调升为新闻系副主任，后历任代主任、系主任；1988年晋升为教授；1989年3月，经民主评议，出任广播学院副院长，至1998年2月离职；1999年，赵玉明成为广播学院的第一批博士生导师，招收新闻学专业中国广播电视史研究方向的博士生；2004年，他又随着学校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建立担任了流动站的合作导师(编者注：北京广播学院于2004年8月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

　　“1988年我晋升为教授时已经52岁了，这在当时还算比较年轻的，和现在30多岁的优秀青年教师即可晋升教授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赵玉明事业推进的每一个足迹，几乎都折射了北京广播学院事业发展的步履从容以及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个体与环境的特殊。

　　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赵玉明参与了中国广播史上的一项重要考察——对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创建史和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创建纪念日进行了重新考证。“为了实地考察延安台的早期旧址，广播学院组织了以齐越教授为首的调查组，我是成员之一。在温济泽、杨兆麟等几位‘老广播’的指导、帮助下，我们历时20多天，对延安(陕北)台的编辑室、播音室和发射台等14处旧址分别做了实地考察并撰写了调查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