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位全程亲历东京大审判者高文彬去世 享年99岁

　　最后一位全程亲历东京大审判者高文彬去世，享年99岁

　　2020年9月7日，记者从民盟上海市委和上海海事大学分别获悉，最后一位全程亲历东京大审判者、上海海事大学教授高文彬先生，于今日凌晨三点十分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去世，享年99岁。

　　据“上海民盟”微信公众号此前消息，高文彬，1922年12月生，上海市人，法学家、翻译家、历史学者。1985年9月入盟。1945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1946年5月至1948年8月期间，高文彬参加东京审判，先后任国际检察局翻译、中国检察官办事处秘书职务。

　　7月20日，我们在医院探望了高老，遗憾的是他当天早晨突然陷入昏迷，无法接受我们的采访。看着平静躺在病床上的他，回顾这位世纪老人的一生传奇，不禁让人感慨万千。

　　受聘翻译兼秘书

　　1941年9月，毕业于东吴大学附属高中的高文彬，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进行系统的英美法和中国法的学习，并于1945年获法学学士学位。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高文彬回忆说，那时，大家一起分享抗战胜利后的喜悦，“那段时间是我最开心、最激动的时刻，感觉日本侵略军终于恶有恶报了。”

　　1945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国际检察局正式组建，向哲濬任中国检察官。东京审判适用英美法程序，同时，法庭的官方语言使用英文和日文，因此，需要继续增派相关专业人员。当时的东吴大学是国内唯一一所教授英美法课程的学校，于是，高文彬的老师、上海著名律师刘世芳，把满怀热情且英文极好的高文彬推荐给向哲濬。经过测试，高文彬等五位翻译被录用。他们于1946年5月15日在上海江湾机场乘坐美国军用运输机飞往日本东京。就这样，高文彬成为参与东京审判的17位中国代表中的一员。

　　1946年5月至9月期间，高文彬担任国际检察局中国检察官办公室翻译。翻译工作结束后，他因表现出色，被向哲濬留下任秘书之职。就这样，高文彬继续参加中国检察组的工作，直至1948年8月全部工作结束。

　　担任中国检察官秘书时，高文彬的主要工作是翻译、核对庭审记录，负责国际检察局和中国检察组的联络和往来文件处理等。法庭上全部使用英语，摆在高文彬面前最急迫的任务是大量的翻译工作和整理文档，他都通宵达旦完成了各项工作。

　　东京审判历时924天，因其案情庞大、复杂及证人、证据之多，成为人类有史以来参与国家最多、规模最大、开庭时间最长、留下档案文献最为浩瀚的一场审判。在中方代表的审判环节中，面临的困难和压力一个接着一个。经过艰苦卓绝的起诉、举证、辩论、审讯和量刑，17位中国代表最后完成了一项又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甚至说服了末代皇帝溥仪出庭作证。

　　揪出“百人斩”元凶

　　根据东京审判适用的英美法程序，对于任何疑犯均无罪推定，必须由检察方提出充分证据，由法官认定后进行定罪量刑。由于日本在投降前及投降后的一段时间有组织地销毁了大量证据，而国民政府当局对东京审判的前期准备工作不足，未能系统搜集证据和证人，对于证据收集的重任就落在了中国检察组肩上。中国检察组的每一个人都会抽出时间去查找能够对审判有帮助的证据材料。

　　高文彬就是在翻看档案材料时，发现了一份让人震惊的材料。他在1937年12月《东京日日新闻》(今《每日新闻》)中发现了标题为《百人斩超记录》的报道，文中写到，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两少尉在从上海进攻南京途中，约定以先杀满100个中国人者为胜，因一人斩了105个，一人106人，决定重新开始150人竞争，报道配图就是南京大屠杀中臭名昭著的“百人斩杀人竞赛”实照。“想到自己的同胞像牲口一样被屠戮时，我的心都碎了。”高文彬说，“作为中国人，唯一的想法就是将他们处决。”

　　根据这一发现，中国检察团队很快搜集到了《东京日日新闻》《大阪日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等多家报纸的大量同题报道。这种惨绝人寰的杀戮，被当时的日本政府当作一种荣誉大肆宣扬。《东京日日新闻》更对其进行持续关注，时间地点明确，杀人过程及数字清楚确切，同时还配发了照片，成为侵华日军暴行的又一铁证。

　　高文彬随即把报纸复印三份，一份留在中国检察组办公室，另两份转寄给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时任庭长的石美瑜收到资料后马上呈报国民政府，国民政府通过盟军将已退役的野田毅和向井敏明缉拿归案并押送南京军事法庭受审。尽管他们对所犯的罪行百般抵赖，但在确凿的证据前，终于得到了正义的审判。1948年，二人在南京雨花台刑场被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