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关注诺奖还需重视基础研究 营造创新文化土壤
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忠和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表示：营造真正创新的、非功利的文化土壤
【人物简介】
周忠和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古生物学家。曾任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第九、第十任所长，第十二届、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
10月5日起，2020年诺贝尔奖六大奖项陆续公布。目前，今年诺贝尔奖有关自然科学的奖项已经全部揭晓。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周忠和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表示，每年的诺贝尔奖除了关注科学解释之外，更应该是一个值得整个社会好好反思问题的机会。周忠和表示，要重视基础研究，以好奇心为动力，培养创新人才，继续进行科技评价体系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营造真正创新的、非功利的文化土壤。
“只要认识到人才培养与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努力营造真正创新的环境，该得奖的时候自然会得。但不管是否获得奖项，中国科学都将向着自己的目标和理想前进。”
诺奖是思考的机会 基础研究需要重视
新京报：如何看待每年国人比较关注诺贝尔奖的现象？
周忠和：每年不光科技界，其他领域的人也在关注诺奖，像科技周一样。产生关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关注当然是好事，是对科技、对基础科学的传播。但我觉得，关注诺贝尔奖除了进行科学解读、意义阐释之外，还需要更多反思，反思我们目前存在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看到问题的机会。
新京报：除了诺贝尔奖之外，还有哪些科学奖项值得关注吗？
周忠和：诺贝尔奖其实仅限于几个科学领域：物理、化学和生理学或医学，涵盖的领域是比较基础的。但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超出了这三大学科，出现了很多交叉学科和综合性领域。像数学、计算机、地球科学等很多领域，是没有诺贝尔奖的。为了表彰这些领域的最高成就，人们也设立了各种奖项，如数学领域的菲尔兹奖，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图灵奖，环境科学领域的泰勒奖，专为天文学、数学、地球科学和生命科学领域设立的克拉福德奖等等。这些奖项同样值得关注，因为它们对当前科学领域的覆盖面比诺贝尔奖更为广泛。像瑞典皇家科学院设立的克拉福德奖，就是为了弥补诺贝尔奖的范围缺陷。
新京报：截至目前，获得诺贝尔科学类奖项的中国籍科学家仅有屠呦呦一人，你觉得一个国家获诺贝尔奖的多少，能否反映其基础科学水平？
周忠和：我认为从长远意义上，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人数，能说明一个国家基础研究的整体实力，但同时确实存在时间滞后效应。首先，大趋势在统计意义上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存在滞后效应是说，并不是今天重视了，过5年或10年就会得奖。比如日本，近20年得了很多诺贝尔奖，但这显然不仅是20年努力的结果，实际是更长时间教育与科研的积累。从培养人才，到做出的成果被认可，有时会有几十年的时间滞后。这需要对创新人才培养和基础研究的真正重视，更需要长时间坚持。
新京报：你觉得诺贝尔奖和基础科学的关系是什么？
周忠和：诺贝尔奖的标准，是要对人类做出最大贡献，虽然不完全是基础性的，但基础科学是其主导内容。像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表彰对黑洞的发现，是纯科学的。
基础研究很重要，值得重视。国之利器，岂可受制于人，我觉得，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基础科学的强大，纯粹做一个技术强大的国家，这是不可能的。科学是为全人类服务的，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要增加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软实力，需要提升基础科学水平。尽管目前我国科研研发投入增长很快，但是基础研究的投入相对还是不足的，这是值得反思的。从国家的角度讲，要提升基础研究的经费支撑。
新京报：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应该如何平衡？
周忠和：一个国家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都是需要的，我们现在实际上不够平衡。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科学的发展不能首先考虑实用性。科学的本质是人类对于自然的求知与探索，继而被应用到社会各方面，对社会经济、人类生活产生影响。只满足于科学的利益，而不去探求其中的原理是不对的。基础研究的成果是不好转化的，但不能因此而不重视基础。
好奇心是源泉，要培养创新人才
新京报：从科学家个人来说，你觉得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有什么共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