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总和生育率跌破警戒线,面对人口负增长前景——
孩子生少了 我们怎么做
中国开始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本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这项任务。
民政部部长李纪恒介绍,中国是当今世界老年人最多的国家,2019年年底已有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54亿,预计2025年突破3亿、2033年突破4亿、2053年将达到4.87亿的峰值。目前,中国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
规划纲要提出的应对措施包括:优化生育政策,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等。国家还将改革完善人口统计和监测体系,“密切监测生育形势”。
3月20日,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指出,少子化、长寿化、老龄化“三化并存”是我国面临的国情,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可逆转。
原新用一张图表来解释,低生育率在中国已持续30年。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原国家计生委的数据,1991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2.09,即每个育龄女性平均生育2.09个孩子。总和生育率2.1被认为是更替水平,能够维持人口不增不减。自1991年以后,生育率的这条曲线呈向下走势,再也没有回到这个水平。尽管前几年国家先后放开“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但生育率略有回升后又开始滑落。
“更替水平以下的生育率,我们称之为低生育率时代。”原新说,“当人口的低生育率时代持续了30个年头,总人口的负增长估计未来10年之内到来,是没有任何悬念的了。”他指出,至少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的少子化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今年中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这意味着,整个建设周期都伴随着少子化的基本国情,并且伴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国家发展的人口基础正在发生重大转折”。
与此同时,生育者的规模也在缩减。中国的育龄女性在2008年达到3.79亿的峰值,目前是3.42亿,预计到2050年只剩2.55亿。2019年,中国出生了1460万人口。原新说,如果希望每年都保持这个规模,现在需要育龄女性平均生1.4个,到2050年平均要生1.9个孩子才能达到这个规模。
在同一个场合,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介绍了他的研究:预计5年内中国就将出现人口负增长。他还指出,从2022年开始,1962年到1976年间“婴儿潮”中出生的人口,将陆续退出劳动力市场。欧美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少子化,是用了较长的周期慢慢到来的,而中国的老龄化、少子化是“扑面而来”的。
今年两会,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党组书记王培安在一份建议中指出,我国将延续低生育水平下人口增长递减的趋势,这是我国人口发展的正常规律,但规模降得太快,会加剧人口的结构性矛盾。
王培安感慨,今天鼓励年轻人生育二孩,其难度并不亚于甚至要超过三四十年前对人口数量的控制。“不愿生、不敢生、生不出、生不好”的问题比较突出。他建议,对赡养老人、抚育幼儿的家庭在税收、购房等方面给予优惠,探索建立育儿补贴制度和养老护理补贴制度;支持普惠型养老托幼机构发展;落实产假、护理假、带薪休假制度,鼓励男性参与子女照料,保障女性就业权益,支持女性职业发展……总之,“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
任泽平也认为,生育成本的上升,包括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压力正在抑制生育率,需要相关的政策作出调整。他建议,对育儿家庭提供个税抵扣和经济补贴,加大托育服务的供给,完善对女性就业权益的保障,加大对教育、医疗、社保等的投入,“让大家生得起、养得起”。“政策作适当的调整可能会有所改善,虽然改变不了趋势,但是可能会改变斜率。”这位经济学家表示。
其实,一些发达国家已尝试过类似政策,比如,第一个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日本。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佐佐井司介绍,日本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对父母减税、补贴、实行带薪休产假等。
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教授伯特·拉森说,丹麦过去几十年一直提供大量的托育补贴;法国则于几年前实施了一项税收计划,生育第3个孩子的减税额是生两个孩子的两倍。她说,要扭转少子化趋势确实是非常困难的,但如果没有相应的政策,丹麦的生育率可能会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