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龄未成年人犯罪 家庭监护的缺失往往成为“隐秘的角落”

　　近年，未成年人涉罪案件不时出现。四川检察机关调研发现，低龄未成年人犯罪中存在监护缺失或缺陷的家庭超过62%。自2015年起，四川省检察机关探索“强制亲职教育”工作，让不合格的父母“回炉再造”。检察官表示，相关家庭教育工作的开展并不都是一帆风顺，除了需要立法支撑，还需要全社会共同推进。

　　“母亲训斥的声音一直不停，中途还几次打断我们的交流，16岁的男孩则始终低头不语……”8月17日晚，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负责人魏婷，如是向《工人日报》记者讲述她入户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时发生的一幕，“对于这样的家长，家庭教育指导唯有深入再深入，才能帮助其从观念上转变，否则孩子免除刑罚，再次回归家庭也存在隐患。”

　　当前，未成年人涉罪案件不时走进大众视野。认真梳理发现，许多走向犯罪的未成年人身后都有一个“一言难尽”的家庭。四川是全国外出务工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拥有留守儿童超75万人。四川检察机关调研发现，低龄未成年人犯罪中存在监护缺失或缺陷的家庭超过62%。

　　依法惩戒了“熊孩子”，“不着调”的家长怎么管？为从源头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保护未成年人免遭侵害，自2015年起四川省检察机关积极探索“强制亲职教育”工作，让不合格的父母“回炉再造”。5年时间过去了，具体成效如何？《工人日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没有天生的坏孩子

　　沉默、寡言、内向——在魏婷眼中，那个一直被母亲追着碎碎念的16岁男孩亮亮(化名)，面对外界时，已经严严实实地将自己包裹起来。一直以来，他都处于一个极特殊的家庭环境中：父亲至今仍在服刑，母亲改嫁后，一家三口的生计全都寄托在了继父身上。他渴望尽早独立，进入酒店打工，却因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和同事起了争执，持金属器械打架伤人。因主观恶性较轻，在公安移送至检察机关后，其被采取了取保候审。

　　“在我们家庭调查的询问过程中，这个男孩始终都在认真聆听应答，但问及更深入的家庭情况，他便保持闭口不言的状态了。”魏婷说，这不由得让她想起了两年前的一个案子。

　　那也是一个16岁的男孩，名叫小西(化名)，在伙同他人盗窃多辆汽车后被抓获。检察院了解到，小西的父亲在其幼年时因犯罪被判刑，被释放回到家中不久又到云南打工。因在孩子青春期成长的关键阶段缺失5年，父子之间的亲子关系存在严重问题。母亲独自将小西抚养长大，母子沟通较少。小西小时候经常被其他大孩子欺负，认为只有混社会才能不受欺负，初中辍学之后，结识社会闲散青年，沾染社会不良习气，后发生违法犯罪行为。检察机关审查认为，其父母的监护失职是诱发小西走上犯罪道路的重要原因，随后对这个家庭启动强制亲职教育程序。

　　“这个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坏孩子。通过强制亲职教育的推进，小西和父母间的亲子关系变得日益紧密。”自2015年四川省探索强制亲职教育工作起，魏婷接触了大量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家庭，她认为即便目前亮亮和母亲的关系剑拔弩张，但通过不断深入的家庭教育指导后，一定能够得到改观，“毕竟这还仅是我们的第一次’家访’”。

　　父母“回炉再造”依靠强制力

　　在魏婷看来，几乎每一个违法犯罪未成年人家庭教育工作的推进，都不一帆风顺。

　　以小西为例，其父得知儿子被刑事拘留后，立即辞掉云南的工作并放弃薪酬，与其母一起到看守所探望。但在取保候审后，小西与父母仍有对抗，父亲找不到与孩子相处的方式，打骂加剧了紧张关系。

　　检察机关分析认为，小西家庭最基本的“爱”的纽带依然存在，但因监护失职造成的感情裂痕，以及小西陷入违法犯罪的程度较深、父亲出狱后的戾气较重等方面原因，造成该家庭改变难度较大。通过会同委托开展强制亲职教育的公益组织对小西家庭进行评估与面谈后，最终以青少年群体了解、家庭问题及需求梳理、学习沟通技巧等6个层面开展强制亲职教育，并根据其具体需求开展个案心理咨询服务。

　　刚开始，小西的家长就先后以工作太忙为由，推脱不愿参加强制亲职教育。

　　“这种现象十分普遍。”四川省检察院专门负责办理未成年人犯罪和受侵害案件的第九检察部副主任吴欢水告诉记者，一般情况下，当家庭支持环境作为检察机关不批捕、不起诉和附条件不起诉处理的参考时，父母对相关工作的配合度极高。但一旦附条件不起诉等决定作出后，家长对后续家庭教育部分的内容往往采取消极态度。